放生用的词语，古诗词中的生态意境
一、广州适合放生鱼的公园有哪些
1、中国古代诗词洋洋洒洒，篇什众多。这些集中反映了华夏古典文学伟大成就的瑰宝闪烁着先哲们洞悉世界的智慧光芒，展示了古人多姿多彩的艺术情怀。尤其是诗篇内容中所表现出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及对自然环境关爱之情，更是难能可贵。
2、中国古诗词中对春光绿色的留恋赞美可谓比比皆是、俯首即拾。韩愈在《晚春》中写道：“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这首诗描写的是晚春的景色，诗人没有将更多的笔墨放到自然景物上，只是撷取了具有典型意义的草树、杨花、榆荚，通过对比来昭示春天即将离去。在诗中，花草树木仿佛也有了灵性，知道明媚的春光即将离去，便以姹紫嫣红的繁花来留住春天。作者渴望留住春天以及留恋春光的心情跃然纸上。除此而外，中国古诗词中吟颂春天绿色的诗句是不胜枚举。如辛弃疾在《鹧鸪天·陌上柔桑破嫩芽》中的“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苏轼在《惠崇春江晚景》中的“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春天孕育着希望，绿色象征着生命。对“春”和“绿”的向往不正是我们如今环境保护所倡导、所追求的生态家园嘛。
3、孔子曾经说过：“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大凡中国古代诗词的内容多半是与自然山水有着密切关联的。唐代诗人王维在《桃源行》一诗的开篇中写道：“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诗中那悠悠摇荡的渔舟、夹岸的红桃、苍翠的春山、澄澈的青溪，让人仿佛看到了一幅充满诗意的山水画卷。南宋诗人朱熹在《活水亭观书有感》中写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尤其是这后两句，可谓意蕴深刻，其暗喻我们姑且不论，单从字面上理解，其内容与我们如今强调的水源地保护几乎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啊，没有天然径流与活水，我们又怎能见到这源源不断的清流呢？有着“诗仙”之称的李白更是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堪称千古绝唱的山水名句。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以及“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等等，这些豪放而又抒情的诗句，把读者带入了“江山如此多娇”的意境之中，从而更加激起了人们对大自然的亲和之心与爱恋之情。
4、古人开明的生态意识不仅仅表现在对青山绿水的赞誉与亲近上，还包含着对自然界各种动物的亲昵与关爱之情。白居易在《钱塘湖春行》中“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诗句亦十分活泼新鲜。这两句诗上句写莺，下句写燕，正可谓莺歌燕舞。一个“争”字将初春时节鸟儿叽叽喳喳、争抢向阳高枝的情景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出来，读之如见其形，如闻其声。同时也更增强了我们人类与自然界生灵万物和谐相处的意识。其实古人对待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岂止是赞美，更可贵的是提倡保护野生动物的态度和观念。王建在《寄旧山僧》中“猎人箭底求伤雁，钓户竿头乞活鱼”的诗句就鲜明地褒扬了怜爱动物、救助生命的行为。其中的“求”和“乞”更是表明诗人爱心的点睛之处。
5、恩格斯曾经把中国的古典文学喻为“地球上最灿烂的花朵”。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中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古代诗词无疑是这“灿烂花朵”中的灵魂与精华。在强调保护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古诗词中所体现的生态理念和生态智慧对于我们当今保护环境、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无疑是值得珍视和借鉴的。
6、从《论语义疏》看中古佛教词语的扩散
7、（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江苏南京210097）
8、摘要：《论语义疏》是正统的儒教经典注疏作品，在很多方面却受到了佛教的深刻影响，行文过程中常常引用佛教人士话语、借用佛教概念印证或阐释儒家理论，并且大量使用了佛教词语。这些词语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中古时期佛教词语向中土文献扩散的基本规律。
9、关键词：《论语义疏》；佛教词语；词汇扩散
10、东汉末年，佛教东渐。魏晋数百年间，外来的佛教逐步完成了与汉地文化的深度融合，开始全方位地影响当时的社会生活。到南北朝时期，佛教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基本形成了与儒道思想鼎足三分的局面。随着佛教对中国社会影响的日趋扩大，佛教词语在汉语词汇系统中也呈现出了与之相对应的融合态势。本文拟对皇侃《论语义疏》中包括佛教词语在内的各种佛教成分进行剖析，进而探讨佛教词语在南北朝以及中古汉语中的扩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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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语义疏》所受佛教影响
2、皇侃（４８８－５４５）是南朝梁武帝时期的著名经学家，据《梁书》、《南史》之“儒林传”记载，皇侃出身名门望族，精通儒家经典，每逢讲经时，听众多达数百人，其《礼记讲疏》、《论语义疏》颇受皇帝青睐，因而拜受侍郎之职。《论语义疏》的主旨在于阐释儒教经典，所体现的思想观、价值观本来应该符合纯正的儒家理论体系，但是皇侃思想却深受释家学说的熏染，这是《论语义疏》掺杂大量佛教因子的根源所在。
3、《论语义疏》体现出来的佛教影响，大致包括三个方面：
4、义疏文体本身蕴涵的佛教因子。汉晋以来的典籍传注，一般偏重于字词训诂、章句；魏晋时期，玄风炽扇，其著述着重于剖析名理、发挥玄义；梁代盛行的开座讲经，并不拘泥于原典的字词句，而以阐发佛经意旨为目标。义疏或称讲疏、讲义，本为口头讲经的底本或记录。梁代讲经风气之盛，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篇》做过描述：“武皇、简文，躬自讲论。周弘正奉赞大猷，化行都邑，学徒千余，实为盛美。元帝在江荆间，复所爱习，故置学生，亲为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朝，乃至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疏而已。”经讲的内容既包括玄学，也包括佛学，具体内容通常以解说经义为主，也涉及字词的解释，文句的串讲，有时还对各家之说加以征引、评说。因此，义疏实际上全面融合了传统儒教经典传注、玄学义理阐发、佛教讲经作品的特点，比传统的经注详细得多，唐代的正义类作品即深受其影响。
5、《论语义疏》征引文献时体现的佛教因子。解说《论语》义旨时，《论语义疏》常常直接引用佛教徒、佛学家研习儒家经典发表的言论，如“释慧琳曰：有君无礼，不如有礼无君也。”（八佾，卷２）又，“沈居士云：夫闻之与达，为理自异，达者德立行成，闻者有名而已。”（颜渊，卷６）很多情况下，作者还会使用佛教概念来阐明儒家体系的某些思想，如皇侃自序论及《论语》的性质，“此书之体，适会多途，皆夫子平生应机作教，事无常准。或与时君抗厉，或共弟子抑扬，或自显示物，或混迹齐凡，问同答异，言近意深，诗书互错综，典诰相纷纭，义既不定于一方，名故难求乎诸类，因题论语两字以为此书之名也。”（叙）又，“孔子机发后应，事形乃视。择地以处身，资教以全度者也。故不入乱人之邦，圣人通远虑微，应机神化，浊乱不能污其洁，凶恶不能害其性。”（阳货，卷９）《论语义疏》反复倡明的孔子应机行化、不求一准的思想，其渊源就是佛教的“方便”思想。释迦牟尼与孔子的经历颇多相似：生活在乱世之中，以教化世人为己任，又都被为后世奉若神明。从《论语义疏》可以看出，在皇侃心目中，他们推行教化的最大特点都是所谓“应机作教”（张文修２００３）。皇侃多次使用诸如“符应”、“神明”之类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字眼形容孔子，这种作法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孔子原有的平实形象，而把他比附成了类似于释迦牟尼那样的宗教祖师。
6、《论语义疏》行文过程大量使用了佛教语词。体现出佛教语词向中土文献扩散、与汉语词汇系统融合的种种特点。
7、《论语义疏》反映出的佛教词语扩散过程
8、佛教词语向汉语词汇系统的扩散，远在佛教初入中国之时就已经开始。简言之，东汉末年到曹魏属于佛教东渐的前期阶段，佛教词语的扩散呈现出了如下特点：整体上处于自由发展的原生状态，深受佛经原典的影响；主要通过音译进入汉语，由于强调同原典音节对应而呈现了多音节词占优势的格局。从曹魏到西晋是汉译佛经的中期阶段，由于佛教影响的扩大、译经事业的进步，为了促使佛教词语规范化，译经者对佛教词语做了多方面的改造，如缩减音节数量，尽量统一词语形体，推动双音化趋势等等。经过上述努力，佛教词语基本实现了规范化，逐渐具备了向中土文献大规模扩散、进而融入汉语词汇系统的条件（化振红，２００２：７８－８８）。西晋之后，佛教词语向汉语词汇系统的融合经历了漫长过程，唐代出现了玄奘、义净等译经大师，将佛经翻译又一次推向高潮，至此，佛教词语中土化终于完成：早期阶段产生的少数词语虽然保持着音译语素，它们已经得到民众的普遍接受和运用，作为汉语外来词而与其他多数佛教词语一样，成为了汉语词汇系统的成员；多数佛教词语由于自身在词形或词义方面包含着佛教色彩的构词成分，民众应该清楚它们与佛教的渊源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却被忽略掉了，也就是说人们并不认为它们属于同汉语词汇系统有别的另一特殊系统；扩散最充分的那些佛教词语，部分出自中早期的汉译佛经，大部分则是中土佛教人士自行创制的，这些词语经过长时间沿用，与汉语词汇系统的普通词语几乎毫无二致，除了佛教信徒或文化程度较高又与佛教关系密切的专业人士外，多数使用者甚至很难意识到它们同佛教的渊源关系。
9、《论语义疏》成书于南北朝，这一时期大致处在佛教词语扩散过程的后期融合阶段：绝大多数佛教词语已经实现了规范化，正在通过与佛教密切相关的寺院志、高僧传等文献，再由普通文献的佛教语境，向汉语书面语进行全方位渗透。这可以说是佛教词语向汉语词汇系统扩散的最后一个阶段，尽管它们正在或者已经大规模进入《水经注》、《颜氏家训》、《洛阳伽蓝记》之类文献中，但是《水经注》口语性较强，《颜氏家训》、《洛阳伽蓝记》整体上虽然属于文言性质，前者包含了不少涉及佛教的特殊语境，后者则与佛教有着显然的联系，因此，它们都不足以成为佛教词语融入汉语词汇的权威性标志。《论语义疏》同上述文献有着截然不同，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儒家经典及其注疏作品代表的文言系统因而被奉为汉语的正统，口语色彩较浓的作品则受到了鄙视，《颜氏家训》、《洛阳伽蓝记》等作品在文言的纯粹性方面毕竟略逊一筹。纵观现存的《论语》注疏类文献，其语言风格均属于文言，即使是儒家其他经典的注疏，也基本上没有例外。何晏《论语集解》时的曹魏时期，佛教已经相当流行，该书却很难见到佛教痕迹，这一现象从侧面证明，佛教在南北朝时代呈现了比魏晋更为强劲的发展势头，佛教词语因而才可能出现在《论语义疏》之类最为典雅的文言作品中。可以认为，进入这类文献是佛教词语完全融入汉语词汇系统最重要的标志。从此以后，佛教词语真正成了汉语词汇系统的组成部分，与它原来的语言系统渐行渐远，部分词语甚至不再有任何瓜葛了。《论语义疏》的佛教词语，既能够反映出其自身在融入汉语词汇系统时的各种变化，也能够折射出南北朝时期佛教对汉语典籍、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徐望驾（２００５）初步梳理了《论语义疏》的佛教词语，下文拟以徐文列举的佛源词为基础，对部分词语的扩散情况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
10、外教无三世之义，见乎此句也。周孔之教，唯说现在，不明过去、未来。而子路此问事鬼神，政言鬼神在幽冥之中，其法云何也？此是问过去也。（先进，卷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