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放生群，洛阳佛教史
一、佛教为什么要放生鱼
1、曹魏继后汉，建都洛阳，一切文化都承东汉的余绪，所以魏代的佛教也可说是东汉佛教的延长。在这个时期，有天竺、安息、康居等国的沙门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洛阳，从事经典的翻译。
2、[洛阳旅游]曹魏继后汉，建都洛阳，一切文化都承东汉的余绪，所以魏代的佛教也可说是东汉佛教的延长。在这个时期，有天竺、安息、康居等国的沙门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洛阳，从事经典的翻译。魏明帝（227—239年）曾大起浮屠（见《魏书.释老志》），陈思王曹植也喜读佛经，并创作梵呗。
3、戒律的传来，是魏代佛教中重大的事件。先是魏境虽有佛法流行，然而僧众只是剪除头发，也没有禀受归戒，所有斋供礼仪咸取法于传统的祠祀。到了魏废帝嘉平二年（250年），中天竺律学沙门昙柯迦罗（此云法时）游化洛阳，主张一切行为应遵佛祖，于是洛阳僧众共请译出戒律。迦罗恐律文繁广，不能为大众所接受，因而译出《僧祇戒心》，即摩诃僧祇部的戒本一卷，又邀请当地的梵僧举行受戒的羯磨来传戒。这是中土有戒律受戒之始，后世即以迦罗为律宗的始祖。当时又有安息国沙门昙谛（此云法实），也长于律学，于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年）来到洛阳，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法藏）羯磨》一卷，此书即一直在中土流行。因它原出昙无德部的广律，即《四分律》，后来中土的律宗独尊《四分》，和它有关。当时开始依此羯磨而受戒的有朱士行等人，一般即以士行为中土出家沙门的开始。
4、魏代洛阳的译师，除昙柯迦罗、昙谛之外，还有康居沙门康僧铠，于嘉平末年来到洛阳，译出《郁伽长者所问经》一卷、《无量寿经》二卷等四部。又有龟兹沙门帛延，于高贵乡公甘露三年（258年）来洛，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叉须赖经》一卷、《菩萨修行经》一卷、《除灾患经》一卷、《首楞严经》二卷等七部。此外还有安息沙门安法贤，在魏代译出《罗摩伽经》三卷、《大般涅盘经》二卷，翻译年代不详，其书也都阙失。
5、这一时期中，中土沙门开始西行求法者，即朱士行其人。士行，颖州人，在洛阳出家以后，研钻《般若》。以此经旧译文义不贯，难以通讲，常慨叹其翻译未善，又闻西域有更完备的《大品经》，乃誓志西行寻求，以甘露五年（260年）从雍州（在现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北）出发，越过流沙，到了于田（今新疆和田，当时大乘经教盛行），写得《大品般若》的梵本九十章六十余万言，于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遣弟子弗如檀（译云法饶）等十人送回洛阳，后于元康元年（291年）由竺叔兰译出，名《放光般若经》。他本人即留在于田，到了八十岁圆寂。
6、曹魏时代洛阳佛教的传弘，虽然范围还不广阔，但已逐渐和固有的文化相结合。如支谦、康僧会都是祖籍西域而生于汉地，深受汉地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译籍里，不但文辞典雅，并且自由运用老氏的成语，以表达佛教思想。其次，支谦依《无量寿经》和《中本起经》制作连句梵呗三契，康僧会也依《双卷泥洹》制泥洹梵呗一契。他们都创作歌咏经中故事的赞颂声调，通于乐曲。这些都对佛教的传播有大影响。至于寺塔的建筑、佛像的雕塑，也各具备一些规模，只是遗物不存，难言其详了。
7、西晋佛教，是说从晋武帝泰始元年到愍帝建兴四年建都在洛阳，共五十一年间的佛教。在这个时期，著名的佛教学者竺法护、安法钦、法立、法炬在洛阳译经弘法。
8、竺法护早年跟随他的师父竺高座到过西域，获得《贤劫》、《大哀》、《法华》、《普曜》等经的梵本共一百六十五部。泰始二年他从敦煌到长安，后到洛阳，又到江左，沿路带着经典传译，未尝暂停。他的译业最盛时期是从武帝太康到惠帝元康二十年间（280—299），所译出的大小三藏经典共一百五十四部（此据《出三藏记集》卷《开元释教录》作一百七十五部）。现存《光赞般若波罗蜜经》十卷、《正法华经》十卷、《渐备一切智德经》五卷、《普曜经》八卷等八十六部。
9、经常襄助法护翻译的，有优婆塞聂承远、聂道真父子，他们都长于梵学。承远明练有才，对于法护译经文句多所参正，并担任笔受。他后来在惠帝时（290—306）自译《超日明三昧经》二卷和《越难经》一卷二部（现存）。其中《超日明经》，即删订法护先译而成。道真从太康初到永嘉末（280—312），谘承法护笔受；法护圆寂后，自译《无垢施菩萨分别应辩经》一卷（现存）等二寸余部。法护的弟子，还有竺法乘、竺法行、竺法存。法护于太康五年译出《修行道地经》七卷（现存）等，法乘也曾参加笔受。
10、与法护同时的，有法炬、法立两人，在惠、怀二帝时合译出《楼炭经》六卷、《法句譬喻经》四卷和《佛说诸德福田经》一卷（均现存）。
二、海南代放生
1、在法护译出《光赞经》后六年，即元康元年，又有无罗叉和竺叔兰在陈留仓水南寺译出《放光般若经》二十卷（现存）。它的原本是朱士行在于田写得，而由其弟子弗如檀（法饶）等送回汉地的。沙门无罗叉，于田人，稽古多学。竺叔兰本天竺人，生在洛阳，善梵晋语。他们译出的《放光般若》是《大品般若》的第二译，后来太安二年沙门竺法寂（此据《放光经记》）和竺叔兰为之考校书写成为定本。叔兰后在洛阳自译《异毗摩罗诘经》三卷、《首愣严经》二卷二部，其书都佚。
2、西晋的佛教义学，继承东汉、曹魏，以方等、般若为正宗，这在当时几位著名译人的译籍里可以看得出来。如竺法护，虽然译出许多重要典籍，但他的中心思想仍是继承支谶、支谦传弘方等、般若之学的。他的译出《光赞》，和支谶译出《道行》、支谦译出《明度》,是一脉相承的。他还译出以般若性空为基础的《贤劫》八卷、《大哀》八卷、《密迹》七卷、《持心》四卷、《海龙王》四卷、《等集众德三昧》三卷、《大善权》二卷等方等经典，并且曾经抽译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总之，他的译业，主要是在于弘扬般若性空的典籍的。同时无罗叉、竺叔兰继承朱士行的遗志，他们译出的《放光》，即盛行于当时。
3、由于佛教在西晋渐次流行，对道教的传播也有所影响，因而在道教徒中有《老子化胡经》之作。晋惠帝时，道士祭酒王浮平日和帛法祖争论佛道二教的短长，王浮乃撰此经以扬道抑佛。“老子化胡”之说，从后汉以来已开始了。如《后汉书.襄楷传》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又《魏略.西戎传》说：“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王浮的《化胡经》，或即集前人的传说而作的。
4、至于当时朝野对佛教的信仰，已经相当普遍。相传西晋时代洛阳、长安的寺院一共有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余人（法琳《辩正论》卷三）。这虽然是后世的记录，未必即为信史，然而竺法护时代已有“寺庙图像崇于洛阳”之说（《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而见于现存记载中的，西晋时洛阳有白马寺、东牛寺、菩萨寺、石塔寺、愍怀太子浮图、满水寺、盘鵄山寺、大市寺、宫城西法始立寺、竹林寺等十余所。
5、其次，当时译出的经典，除了抄写传播而外，还流行一种“细字经”和“供养经”等，足见当时对佛教信仰的广泛。如永嘉中，有不详氏族的安慧则，工正书，于洛阳大市寺，在黄缣上用细字书写《大品般若经》一部，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识，一共写了十几本，即其一例。
6、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在洛阳迎像、度僧、立寺、设斋、起塔,广作佛事，并提倡《成实》、《涅盘》、《毗昙》等佛教义学,师事通晓《涅盘》、《成实》的学者道登。又敬信佛陀扇多，替他在嵩山立少林寺,与以供给。在鸠摩罗什所居旧堂建三级浮图，访求罗什后裔。孝文帝还允许了昙曜的申请,令以所掠得的青齐地方的人民等，每年输谷六十斛入僧曹以为僧祇户，其谷即称僧祇粟,作为赈饥及佛事之用。又以一些犯了重罪的人和官奴为佛图户，以充寺院的杂役和耕作等事。这些措施促进了寺院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少流弊。其后宣武帝（499—515）时大兴佛教，有不少外国僧人来到洛阳,帝为立永明寺，房舍一千余间，共住外国沙门千余人,其中有著名的译师昙摩流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而菩提流支为其首席。他到洛阳时,宣武帝殷勤慰劳；他在内殿翻译《十地经论》的第一日，帝亲自笔受。著名的龙门石窟（在洛阳城南伊阙龙门山）,也是这时所营造。因之当时佛事很盛。至孝明帝（515—528）时，太后胡氏（世称灵太后）摄政,她在熙平元年营造了洛阳的永宁寺塔，极其壮丽。同年她又遣敦煌人宋云，偕崇立寺比丘惠生往西域朝礼佛迹，访求经典。宋云等历访乾陀罗等十余国，留居乌场二年,到正光三年冬，获得大乘经论一百七十部以归。宋云撰有《家记》(《唐志》作《魏国以西十一国事》一卷),全书已佚;惠生撰有《行记》(《隋志》作《慧生行传》一卷),现存（题作《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同时有沙门道药（一作荣）,也越葱岭到过西域。由于北魏诸帝奉佛的影响,朝野风从,人民经官私得度出家为僧的日多,另一方面也因战争频繁，人民多假称入道以避徭役。但到了魏末，洛阳一千三百七十六所，各地寺庙达三万有余(《释老志》、《洛阳伽蓝记》)。魏代佛教的发展，可谓盛极一时。
7、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昙摩流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相继来华。昙摩流支专精律藏，于宣武帝（500—515）景明二年到正始四年（501—507）七年间，在洛阳译出《信力入印法门经》等三部。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等,起初一同翻译，后因师承和见解不同，各自别译,因此所译出的《法华经论》、《宝积经论》及《究竟一乘宝性论》等各有两本（见《开元释教录》卷六勒那摩提条注）。菩提流支博学多识,于永平元年来洛阳，被称为译经的元匠，同年译出世亲所造《十地经论》，后来陆续译出许多经论。北魏至孝静帝（534—550）时，分裂成东西二魏，高欢迁孝静帝到邺都,成为东魏，洛阳诸寺的僧尼也随同移邺。邺都臣民多随便舍宅地、立新寺,其时名僧昙鸾,为孝静帝所重,称为神鸾。
8、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佛教传来说。一般略谓：永平十年（64年），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明晨问于群臣。太史傅毅答说：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恐怕就是他。帝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十年(67年)蔡愔等于大月氏国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共还洛阳。帝特为建立精舍给他们居住，称做白马寺。于是摩腾共法兰在寺里译出《四十二章经》。这几乎是汉地佛教初传的普遍传说，从西晋以来就流传于佛教徒间（石赵时王度疏中就有汉明感梦初传其道的话），但关于它的具体情况随时有不同的说法。其关于汉明求法的年代，西晋惠帝时（290—300年）道士王浮所伪作的《老子化胡经》作七年感梦遣使，十八年（75年）使还来到洛阳，建立羯磨法，创行受戒，中土才有正式的沙门，而登坛受戒的朱士行为最早，因此把他作为中土沙门之始。
9、民间建寺造像之始：《东汉书?西域传》中叙述桓帝奉佛之后说，“百姓稍有奉佛者，后遂转盛”，可见当时民间的奉佛也由少数而逐渐增多；但其具体情况，只笮融奉佛一事见于现存的文献。据《东汉书?陶谦传》和《吴志?刘繇传》说：献帝时，丹阳人笮融聚众数百人，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的运漕。融于是断三郡的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余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席及观者且万余人”。又依《出三藏记集》所载《般舟三昧经记》载，说明献帝时洛阳也有佛寺。从《吴志?刘繇传》所述笮融事看起来，东汉末民间的奉佛，有其种种原因，这和宫廷中只以求长寿祈福为目的者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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